文/曾芷筠
自從去年底第一次走進華光社區以來，便一直苦惱於要如何書寫這個社區的報導，在每次更深入的了解、與居民學生深談之後，總感到無奈與絕望。
從《破報》過去的記者身上，我學到的是人更先於事件，故事更先於報導，人的真實狀態與需求更先於運動性的論述。我總一再提醒自己：要辯證、更辯證地去看個人與歷史、脈絡、結構的關係，極力禁止在他者身上投射過多浪漫或悲情的想像，不說過易的廉價悲情或狀似溫柔的喃喃自語。遇到華光社區，我徹底不知該如何看待這件事，它太容易引發旁人的悲憫唏噓，也暗藏過度揭露所可能導致的傷害與危險。隨著資本的積累和殘酷無情的驅趕鎮壓，悲慘世界越來越巨大，卻似乎只能越來越扁平，流於不痛不癢的常態。如果悲情的訴求不再有用，我們還能留住什麼？有什麼能夠喚起普遍的共感？以文字為媒介的報導，要如何才能產生影響力？身為記者，我對這些問題沒有答案，社會太大，手太小，連筆也握不牢，只能持續歪斜地寫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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